01
今年因为要回老家办婚礼，我和妻子比往年提前了好些天返乡。我的老家原来在村子里，2020年地方政府推动“合村并居”，加之为了我之后结婚考虑，父母考虑很久后最终决定同意拆迁，购买了一套安置房，移居镇街上。
我家所在的小乡镇街道店铺虽然完全能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需求，但想要满足当代年轻人的娱乐消费需求则尚显不足。在处理完自己的事务后，我带着妻子到县城逛街。这些年来我其实很少有机会去县城，今年进城，发现县城的繁华程度超过了我的预想，一些中心商场完全不输于我大学所在的省会城市。
一天逛下来，我不禁和妻子感慨：幸亏我从小到大一直是“乡村土猪”，这县城的浮华、这县城的消费，我这样的家庭如果早早进城，怎么能有匹配的上的经济能力呢？我这样的人，怎么能在消费主义与阶层差距的冲击下不迷失呢？都说在乡下生活很无趣，但我从小到大可以在乡野世界到处寻找乐趣，也可以在家中安静读书，但如果在县城，出来玩好像就必须要消费，没有消费能力出来玩好像也没什么可玩的。
这一感慨并不是凭空而来，从小到大，我周边的邻居与同学陆陆续续在县城买房、到县城公私立学校就读。渐渐地，我听到许多类似的消息：某某某之前成绩一直很好，进城/花了很多钱进了县城某私立学校之后沉迷网吧/交友不慎/天天玩乐/不知道什么原因，成绩越来越差！
02
我的老家位于苏北地区，算得上是“半市场中心地带”，80、90年代农村外出务工潮开始兴起后，村里人就开始陆续前往苏南等地务工。90年代末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推进，及至2000年之后，农村撤点并校风潮兴起，民办教育迅速扩张，在外赚了钱的农村人开始将子女送到县城学校特别是县城民办学校就读，到县城购房供子代与孙代结婚或读书。
二年级时，我就读的自然村小学被撤并，此后我便转到行政村小学就读，四年级升五年级时，我的姐姐小升初，当时一所位于乡镇上的民办九年一贯制学校下乡招生，父母在招生老师的劝说下，在把姐姐送去读初中的同时也把我送过去读五年级。
此后没有几年，我曾就读的行政村小学也被撤并，许多学生没有选择去乡镇中心学校就读，而是一步到位，进入了县城学校读书。县城许多民办学校到处掐尖招生，甚至不惜花钱买优等生，以打造优质民办教育品牌，其他学生则只能依据小升初或中考分数交数额不等的择校费才能进这些学校。
记得我读初中时，彼时我们县从苏中某教育大县引进了某高中，这所高中针对我们这些县乡绩优生开展了招生宣讲活动。在宣讲活动结束后，一位不知是学校还是政府的领导接过话筒，突然说要澄清一件事：建这所学校不是像社会传言的那样是想要开发这个片区的房地产。此话一出，全场都开始发笑。
渐渐地，我在乡村儿时的玩伴或到县城读书——其中许多家庭陆续在县城买房定居，或感觉“读书无趣，升学无望”，在初中阶段辍学或初中/中专毕业后即外出务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县城购房以让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顺利结婚成为新的社会规范，县城房价也随之一路飞升。
彼时，处于初中阶段的我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开始接触电脑、手机、网吧，但与一些同龄人有所差异的是，我没有因为“读书无趣、升学无望”而沉迷网络世界，没有因为在乡土世界缺少玩伴而不得不进入网络世界打发时间、寻找乐趣，没有在网络游戏等虚拟产品中找到太多的乐趣与不一样的意义感。
那个时候的我寄宿在学校，两个星期回家一次，在学校里有比较好的玩伴，有老师的关心照顾。在学校里，机缘巧合之下我认识了相隔两个村的一个十分好的玩伴，每年寒暑假我们都一起玩耍，在广阔的乡野世界中寻找各种乐趣。因此，彼时的我并不多么羡慕那些进城的同龄群体，只是对家庭的贫穷有很深的感触。
我从乡镇民办学校以比较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县中的重点班，在县中重点班，我才深刻感受到了城与乡、阶层之间的巨大差距：班级里的同学大多来自县域体制内家庭、许多人中小学就是同学，大部分人都走读。还有一些人由家长租房陪读，只有少部分人与我一样，来自镇村并且寄宿在学校当中。
不过，高中三年“衡水中学式”的时间安排与学习节奏让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思索、去咀嚼自己的情绪。在县中重点班，我们极少有假期——暑假大概十天，寒假大概一个星期，平时一个月放一两天的假可以回家。当时我的心里只想着努力学习，在成绩上赶上其他同学。
进入大学后，我才有时间更深切的去感受那种悲哀的情绪——原来我只是一个连县城都进不了的农村人啊。即使我通过努力考上一所重点高校，我也只是个难以融入城市又回不了农村的“双重异乡人”。但是，大学生活对我来说仍然是十分精彩的，我可以通过兼职和奖助学金负担自己的学费与日常开支，学业、挣钱、生活总体上来说都没有被耽误。
大学期间，我基本上只在春节回家，而且一般在学校放寒假很久后、临近除夕才回家，节后也早早返乡。这样做没有其他什么特殊的原因：回到老家和父母亲友说不上什么话，在农村实在是无事可做，只能每天待在家里睡睡觉、玩玩手机，十分无聊。我未曾在乡镇中心学校就读过，在镇街范围内并没有什么同学。
我老家所在乡镇是本县最偏远的乡镇之一，去县城较不方便，高中三年我和班级同学并没有什么太多的交集。倒是和几个舍友关系很好，但是其中有几个舍友来自本市其他县，还有的舍友家也在乡镇，聚起来也很难，也就懒得在春节返乡期间去县城。倒是借着大学期间外出交流/参赛/游玩的机会，我见了许多同学。
硕博期间转学社会学，我开始带着社会学的视野尝试去理解乡土社会、理解我及身边人的生命历程，逐渐释然，甚至愈发感谢我的父母没有像绝大多数其他农村人一样，通过两三代长期外出务工以形成代际合力，背上沉重债务换来县城里的一套房子。他们让我通过读书走得更远，看到了更大的世界。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承受了许多负面的情绪。
视野放的更大一点，我老家所在的苏北地区算得上是沿海发达地区之外最早受到城镇化冲击的地区之一，这也使得90年代中期出生的我及同龄苏北孩子最早遭遇了这一波城镇化浪潮的冲击。但我还算是乘上了时代的末班车：在村小及乡镇学校接受了价格低廉、质量也不算差的教育，在人口不断外流的乡土世界中一直有玩伴。我的家庭没有在社会巨变中像许许多多的农村家庭那样，受到严重冲击乃至于解体。而村庄中其他许多农民家庭、许多90后至10后青少年在激进的县域城镇化进程中承受了相当大的代价。
回望乡土世界，它给我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财富，只是，曾经对我它不屑一顾，想要快快走出乡土，进入大家都趋之若鹜的都市社会。回头来看，乡土世界形塑了我，既让我具有一些优秀的道德品格与行事风格——节俭、简朴、努力、敢试敢闯、有责任感，也让我具有许多“小镇做题家”共有的性格与思维局限。在成长成熟过程中，我更加感念那个与我一样承受着社会巨变带来的冲击的乡土世界。
03
与我老家21世纪以来的城镇化进程相似，近些年来，中西部许多县域正在推进激进的县域城镇化。不过，这些中西部县域与我老家有所差异的是，在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过程中，我的老家承接了不少产业。此外，我的老家毗邻长三角，处于半市场中心地带，在长三角与县城之间的流动也算是较为便捷。激进城镇化的负面后果被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抵消了一部分。即便如此，这两年我回家路上与老家县城的滴滴司机聊天，常听他们抱怨房贷太高，在县城收入太低，小孩在县城私立学校学费很高，但成绩一般，家庭压力太大。与这些人处境相似，当前中西部许多缺乏产业发展条件的县域激进城镇化很可能带来相当大的负面后果。
正如贺雪峰教授在202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县域城市化与农民的处境》中所言：
引用
现在的问题是，地方政府推行激进的城市化战略，通过各种办法来吸引甚至逼迫农民到县城买房，最典型的就是随着教育进城，农民家庭为子女接受较好教育，不得不进城买房。……因为县城消费比较高，县城买房农户家庭年轻人就不得不到沿海务工，老年父母就更加需要留守务农，县城的家则由母亲或奶奶带着学生读书，一家三制，农民家庭经济状况变得紧张起来。……城市不仅处处要花钱,而且城市消费主义渗透进来，侵蚀了农民传统价值观与人生观。……生活成本太高，家庭收入有限，就进一步造成家庭对相对弱势老年父母的剥削，老年父母节衣缩食，家庭浪漫难以持续，青少年子女心理问题频出。家庭不再是一个安全可靠的地方，过去的人生任务也变得难以完成。
总而言之，随着农民进城而来的，不仅仅是买房借款，而且城市生活成本高，城市中的市场消费主义及消费主义化的浪漫气质对传统家庭的侵蚀，造成家庭关系的紧张，人生任务的消解，代际关系的断裂，从而冲击一直以来都是作为最基本社会单元的生活情感一体的家庭。家庭破碎、社会基本单位解体、子女抑郁，当然就不可能生产出好公民来。
在当前中西部激进的城镇化浪潮中，农村进入一个双重“婚难（（nán与nàn）时代”——结婚难，离婚易。中青年世代以及许多老一辈人被迫卷入其中，背负着沉重的家庭再生产压力，面临着极高的婚恋与生活成本以及家庭维系与发展风险。许多家庭不得不采取“一家三制”的家计模式，这导致家庭性别分工固化，青壮年男性劳动力承受更大的经济压力，女性则在绵密的照料与家务劳动中承受较大压力，夫妻长期分离很容易导致家庭矛盾因各种因素被触发，以至于家庭解体的风险大幅增加。
当优质教育资源向县城公私立学校过度集中时，家庭在子代教育高投入过程中也具有极高教育期待，这导致青少年的教育竞争压力不断加大。然而，在乡城迁移过程中，许多农村青少年在班级里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较早经历了乡城迁移的冲击，缺乏稳定、亲密的玩伴，承受着较大的教育竞争压力，会因学业成绩或日常生活中摩擦与家长特别是陪读的母亲或奶奶产生世代隔膜乃至剧烈的冲突。在智能手机时代，很容易遁入到虚拟网络世界，农民家庭容易陷入“有陪无读”的教养困境。
此外，在城镇化浪潮中，青少年的社会化路径也被重构。如学者宋丽娜所言，现代城市元素浸入农村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中，使其呈现出身体上、行为上和思维上的城市化倾向，却也在与周边情境的互动中塑造了其三重结构性张力：城市化的“催熟”效应与成长的阶段性、城市化的生活方式与成长的系统性、城市化的追求与成长的条件。“城市社会化”进程的多变、错位、复杂和虚拟特性，塑造了农村青少年问题化、风险性及失范行为的发生几率，进而影响到社会化本身的统一性和系统性。这使得农村青少年面临着更大的“成人成才”风险与困境。
美国社会学家帕特南曾在《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一书中敏锐指出，对于美国工人阶级而言，家庭稳定性下降、居住隔离加深、学校品质下滑、社区凝聚力减弱以及收入的不平等，对其向上的社会流动产生了负面影响。其中，工人阶级家庭的崩溃是机会鸿沟日渐扩张的主要原因。在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迈进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也尤其应该注意，不可让县域激进的城镇化，导致农民家庭再生产成本过高、风险过大，加剧农民家庭的崩溃。
如贺雪峰教授所言，大部分中西部县域在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应将县城定位为乡村的“脑”，切勿盲目推进县域激进城镇化特别是激进的教育城镇化，使得县域城镇化发展远快于产业发展乃至于背离产业发展规律，使得人的观念的“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远快于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导致个体理性、消费主义与封建传统形成合谋，摧毁所有“坚固的东西”，使其烟消云散。
04
总而言之，中西部县域在新形势下应注重公共服务的均衡、有效供给，为在现代化进程中处于相对劣势的农民家庭提供成本相对较低、优质的公共服务特别是公共教育资源，减轻农民家庭的再生产负担，让农家子弟顺利健康的社会化成长，保有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希望。这应是中西部绝大多数县域推进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的应有之义。当前，数字社会快速发展，电商不断下沉，国家制定了许多向农村倾斜的政策并向农村倾斜投放了大量财政资源以支持乡村振兴，如何让技术发展、公共政策与财政资源更好的降低县域农民家庭再生产压力，应是政府着力的方向。
周新成
2024年2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