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北京
我刚从四川、云南、贵州出差回来。
一下火车，北京市萧条的市面使我大吃一惊。
食品店里，货架上空空如也。不，这样说也许并不确切。
货架上放了不少空的食品匣和空的糖果盒。
柜台里放了一些糖果、点心，旁边贴着一张引人注目的标签“非卖品”！
这，大概是为了装点门面，装点市容。
令人看了 ，白咽一口口水。
菜市场里，鱼肉鸡鸭全无。蔬菜也少得可怜，限量供应。
我的爱人老赵在保定工作，两个孩子都在托儿所，家中就我和母亲两个人。
十天供应两斤菜。
食堂里，也只有一点素菜和咸菜。
偶尔有一点荤菜，还要凭票供应。干部的粮食定量都削减了。
全报社只有陈柏生和我两人，原来定量二十四斤，此时增加到二十六斤半，体现了党的政策。
原来副食品吃得多，一个月二十四斤口粮还吃不完。
现在虽增加了两斤半，但每顿饭我都要仔细地按定量吃了。
早餐二两，午晚餐各三两。
只因油水少，不到开饭时间，就饥肠辘辘了。
我估计，男同志一般每月三十斤口粮，一定比我更加困难。
不少干部开始浮肿了。
报社最早浮肿的，是从英国回来的潘非同志和苏蓝同志。
他们原来当人民日报驻英记者，在国外工作，生活待遇比较优厚。
他们一回国刚好遇到经济严重困难，生活水平陡然下降，自然适应不了。
我的一位亲戚五十年代初派到印度工作，1958年回国后下放到山东农村劳动一年，得了严重的肝炎和浮肿。
我去看他，他的腹部已腹水鼓起老高。
这种病急需营养，可是，任凭你有多少钱，市场上也买不到任何营养食品。
他的爱人对我流泪，我也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安慰她。
北京的情况尚且如此，全国其他地方可想而知了。
干部得浮肿病的数以万计，不能不引起党中央的关注。
在这样的严峻时刻，陈云同志想出应急之计：从国外进口一部分白糖、面粉，在国内城市市场上供应一些“高价点心和糖果”，开放一些“高价饭馆”，农村和小城镇则开放一些自由市场。
这样既能使营养不良的机关干部和城市居民解救一下燃眉之急，国家也可以回笼货币。
我跨进北京饭店餐厅，原以为，这里一定会顾客满座，谁知竟空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
我看看表，十二点一刻，正是上座时候。
那么，是我走错了门﹖正想退出，服务员迎上来了。
我一看菜单，心中明白了。
最起码的菜是五元，一直到二三十元。
要价太高了，这不比奶糖和糕点，三五元一斤，总能吃些日子。
这一顿饭吃下来，就是六七元或十几元，不免使人望而却步。
我既然来了，只好硬着头皮点菜。
我要了最便宜的一个菜：罐头螃蟹烧白菜，五元钱，再要三两米饭。我不敢要汤了，一个汤又要一两元。
我环顾大厅，空空荡荡，十几张餐桌都空着，心中不是滋味。
不一会儿，总算又来了两位顾客。服务员让他们和我坐在一桌，大概为了收拾方便。
我看他们大约是一对夫妻，男的有四十六七岁，穿着一套旧的黑呢制服，那是进城后发给县、团级以上干部的。
他大概穿了十来年，磨损很多，紧绷绷地捆在他身上。女的只有三十岁左右，上身穿一件紫红呢外衣，下身穿了一条绿色军用呢裤，俗气得很。
他们看着菜单，小声商量了好大一会儿，服务员站在一旁都不耐烦了，他们才要了一个鱿鱼炒肉片，菜价十一元，外加两斤花卷。
服务员不屑地撇着嘴唇走了。
菜端上来了。罐头螃蟹，淡而无味，我只好对付着吃下去。
那两位的鱿鱼炒肉片端上桌后，小小的一盘。我寻思，两人如何够吃呢﹖
只见那个女人一口接一口地吃菜，男的却只将花卷蘸点汤吃。
我想，这大概是老夫少妻配偶中当丈夫的一种待遇，有点好吃的，都要让给年轻的妻子。
二十个花卷，他们两人竟然都吃光了，盘子里滴水未剩，扫得精光。我不觉看了好笑。 站起身来，走出北京饭店。
远望天安门，依然金碧辉煌，气象万千。
我的心情却黯淡无光。冒险到高价餐厅一次，已经够了。
我的钱袋，不允许再到这种地方作无谓的消耗。
马路上只有卖冰棍的，五分钱一支，这倒未涨价。
我买了一根，咬了一口，凉意更加袭人。
金凤：1960年夏天饥饿的北京－－遍地空货架
到了一九六一年初，最严酷的时刻来临了。
真饿呀！
同学们见面就聊吃，聊各种解饿之道，什么多喝水，什么少拉屎，什么用皮带勒紧腰，把胃给勒小，并交流着哪个饭馆的粥比较稠，哪个饭馆的面条给得多，哪个饭馆的烧饼个儿大……
尽管在北京大街上你看不见成群的乞丐，也没有一具倒毙街头的饿殍，表 面上远没有苏联十月革命后那段饥饿岁月恐怖，社会秩序好得出奇，但每一个北京市民都在挨饿。
为多吃一口饭，为少交二两粮票，为搞一点高价的糖块，人们可以绞尽脑汁、机关算尽。 商店里卖食物的柜台空空如洗，往日无人问津的糠萝卜，沾着好些泥巴的干藕也全都消失了。
以前堆积如山的大白菜，这一年要按购货本定量供应，多烂的菜帮子都有人抢着捡。
每人凭本一个月能买二两白糖。
盐、肥皂、芝麻酱、粉丝……也全部凭购货本限量供应。
过春节时，为体现党的关怀，每户凭本可买三两瓜子，不要粮票。
花生则根本见不着，全都被出口换了外汇。
晚上五六点钟，西单大街上就冷冷清清，行人寥寥无几。饿着肚子，谁有精神逛街？
为贯彻市委劳逸结合的指示，学校的体育课、生产劳动课全部停上，老师什么作业也不留，并取消一切课外文体活动。
每天下午只上一节课，班会也极少开，让学生们早早地回家。
据官方统计：一九六一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费是八两半，平均每个月还不到一两，是解放以来最低的一年。
当时，名义上北京市民一个月能供应二两肉，但根本买不着。
常常几个月吃不上肉，肚子里没油水，人就吃得多，中学生一天一斤粮食根本不够吃。
在小饭馆里，我常看见有穿得很破很脏、蓬头垢面的人，专门舔人家吃完了的盘子或碗。尽管人们吃得都很干净，也总会剩下一粒米、一口汤或是一点儿剩菜汁。
待这人刚离开座位，舔盘子的就扑过去，拿起碗，用舌头一下一下地舔干净，还把桌子上撒的饭渣，从人嘴里吐出来的嚼不动的肉皮，全都捡起来吃掉了。
这种场面让人心里很难受，饥饿把人饿成了跟狗一样。
---老鬼：1960年代的亲情
